我的奶奶今年九十岁了。

　　她出生于苏北农村的一个殷实富户，没有裹小脚，也没有念过书。17岁，她嫁给贫下中农，生养了五个子女。经历了中年丧子，老年丧夫，拉扯一家人熬过艰难岁月，挣扎平凡生活。 

　　我四个月大即随她生活，听她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。她讲十几岁时，日本人当时的驻地就是占的她家的院子，好的时候帮着挑水砍柴，凶的时候杀人如麻。她讲她二十几岁的时候，一个人扒火车倒粮食，有胆有识。她讲五十几岁丈夫去世后，每天要走几十里地卖菜，咬牙供子女们读书。奶奶在我心里，就是坚韧、勤奋和要强的存在。 

　　但14岁之后，我开始不想听她讲故事了，因为故事都是苦的，都是围绕着她不争气的孙子，我的哥哥。哥哥3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由奶奶抚养长大。初中辍学后学厨，走上歪路，因盗窃多次被劳教、判刑，青春年华耗在服刑、吸毒、酗酒之中，成为全家人的大麻烦。 

　　从14岁到17岁，奶奶不断问我，为什么不经审判就可以送去劳改？为什么我替他把偷的东西都还了还要被判刑？为什么强制戒毒要把他关起来？ 

　　这些问题，我当年都回答不了，但我爱奶奶，希望为她分忧解难，于是，高考填志愿，我报了法律，大学毕业后，我来到检察院。 

　　可我并不能改变什么，哥哥依然无所事事，不断惹祸。但最初，我只是为奶奶学了法律，工作后，我要面对的是所有人，有嫌疑人，有被害人，有每个卷宗里面破碎的家庭和撕扯的心。 

　　在公诉岗位上已经工作七年了。我看到花一般的少女因为帮男友在仙人跳诈骗里扮演角色获刑五年，悔恨的泪水喷薄而出；我看过因贩毒被判死缓的女人向我挤出一丝笑容，说还好，还能见到女儿；一脸胆怯的嫌疑人家属蹲在单位门口等我，说儿子在看守所已经六十多天，自己夜夜无法入睡，而年过半百的被害人在我面前扯下衣服露出伤疤，随后扑通跪地。 

　　作为一名基层的司法民工，我经常问自己，我能做什么？我能改变什么？ 

　　我并不能降低犯罪率，也不能左右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可是我经手的每一个案件，都必须对其负责，因为每个案件后都是活生生的人们，都有很多的“奶奶们”。 

　　我希望我经手的每一个案件，会让当事人更相信法律，而不是第一时间找关系和砸钱，不再是我奶奶当年在警车后面追着跑，哭着说“我家没钱也没人，该咋办？” 

　　我希望我经手的每一个案件，在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时，也兼顾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，要进行非法证据排除，要进行法律监督，让嫌疑人接受法律制裁的同时不再担心民警刑讯逼供，也不再害怕看守所的牢头狱霸。 

　　我希望我经手的每一个案件，都尽量能达到案件、事了、人和，在打击犯罪的同时，化解当事人矛盾，修复社会关系，用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，让社会更美好一些。 

　　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说，法律是公正和良善的技艺。而我希望我在工作时，公平在右,良善在左,走在审查案件的两旁,信仰法律，护佑安宁,使穿枝拂叶的行人,踏着荆棘,不觉痛苦,有泪可落,不为悲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