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刚刚闭幕不久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次记者会上，原全国人大内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鉴于目前校园暴力、校园霸凌现象日趋严重，已就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提出修法建议，以有效应对和治理校园暴力行为。

　　近年来，校园暴力、校园霸凌屡有发生，已不是个别现象，那些霸凌场面通过手机、网络活生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：几个学生围殴他们的同伴，掌掴、脚踢、逼吃沙子甚至粪便……酷虐场面不忍直视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些施虐者中为数不少是女生，让人不禁疑惑：这些印象中的“祖国的花朵”何时蜕变成了面目狰狞的“狼毒花”？

　　为何会发生校园霸凌？从人类学视角看，人类脱胎于动物界，而动物行为学家揭示出，好斗是动物的天性，在这方面，人类也不例外。从社会学视角看，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一样，处于初步社会化阶段的学生之间也会基于阶层、地域、兴趣、偏好、成绩等因素而形成各种亚文化群体，这些群体会对个体成员造成一种顺从的压力。顺从者可以获得一种身份认同和安全感，而不顺从者则容易受到排挤、攻击乃至身体伤害，而亚文化的存在则是源于主流文化的弱化甚至缺席。校园霸凌现象的大量发生说明，过于追求功利化目的的学校教育在主流文化、价值观的塑造上存在严重缺失。

　　要重建主流文化、价值观，长期来看，当然只能靠教化，通过教化在人们的内心建立起伦理规范和价值认知，这也是治本之策。然而治本离不开治标，或者说，治标乃治本的重要基础和前提。对于突破伦理底线的行为，不仅仅需要教育、感化，同时也需要适当的惩罚；通过施以适当惩罚，确认社会底线伦理的有效性，修复受到挑战和破坏的价值体系。正如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的，“文化脉络制定的惩罚（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）有利于定义可接受行为，并因而有助于社会稳定。如果不适当的行为没有被判刑或惩罚，人们也许会曲解其中的标准，而当作是可接受的行为。”

　　相当一部分情况下，校园霸凌行为已经不是一般性的违反校纪、不道德、恶作剧，而是涉嫌犯罪，可能构成的犯罪包括侮辱、寻衅滋事，如果致人轻伤以上损害，则涉嫌故意伤害罪，属于这几种犯罪的想象竞合，处罚上应择一重罪处理。不应一概认为“孩子们不懂事”，将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纠纷上升至法律层面是小题大做。须知，对于被霸凌的孩子们而言，他们遭受的远不只是身体的伤害，而是心灵的创伤。经验表明，这种心灵的创伤会贻害久远，极大地影响到受害者人格的发展和健全，使他们变得自卑、孤僻、怯懦，或者对他人、对社会充满敌意，并可能由此酿成对社会的报复心理和行为。因此学校霸凌行为具有刑法上的法益侵害性，应当受到刑法的干预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我们对未成年犯罪人一直奉行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的方针，坚持“教育为主，惩罚为辅”的原则。这一原则本身当然没有错。问题是，不应把惩罚和教育对立起来。一方面，离开了惩罚，单纯的教育、感化难以真正发挥作用；另一方面，惩罚本身就是教育，可以帮助违法（违规）者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。至于在惩罚过程中，如何将教育手段融入其中，关系到惩罚方式问题，比如可采用社区矫正、强制社区服务，并辅以专家教育和心理辅导等。

　　对于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刑法干预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刑事责任年龄问题。很多加害者可能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刑事责任年龄，因而无法按犯罪进行追究。这涉及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（四要件）和刑法制度的一个缺陷，即行为在刑法上只有有罪和无罪两种结果，缺乏对行为违法性的独立评价。而按国外三阶层犯罪论体系，一个违法但无责的行为，虽然不构成刑法上的犯罪，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（主要为保安处分）。我国的刑法制度也应在这方面作出完善。